驰盈配资供需双向发力金融政策“组合拳”撬动消费新引擎

　　编者按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是人民美好生活的直接体现。当前，我国商品消费升级加速推进，服务消费需求持续迸发，新型消费业态蓬勃生长。为强化金融对消费的支撑作用，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的指导意见》，通过一系列精准有力的金融“组合拳”，为消费市场注入源头活水。本期深度报道聚焦这一重要政策，从多维视角解码金融赋能消费升级的路径，深入分析金融政策如何通过完善收入增长机制、创新财富管理工具、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长效举措，从根本上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与信心，推动实现从“能消费”到“敢消费、愿消费”的转变。

　　在外部需求承压、投资拉动效应趋缓的重要转型期，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稳定器”与“压舱石”的作用愈发凸显。在此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19条金融新政精准破解消费堵点：从首贷难到冷链物流，从绿色消费到下沉市场，用信贷、保险、再贷款等工具构建全链条支持体系，让居民敢花钱、企业活得好，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

　　业内人士解读认为，此番政策“组合拳”不仅是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大力提振消费”列为今年经济工作首要任务的直接响应与落地，更是为我国构建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新发展格局注入关键的制度性活水。它标志着金融政策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精度，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双向发力，为经济行稳致远提供更强劲的内生动力。

　　政策协同构建促消费长效机制

　　“大力提振消费”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列为今年重点工作任务之首，足见消费在当前经济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意见》是在传统财政、货币等工具边际效应递减的背景下，“对症下药”的创新举措。“其紧迫性主要体现在两点。”曾刚表示，一是内需疲软制约经济复苏。出口和投资的拉动作用有限，而消费回升乏力较为明显，制约了宏观经济恢复和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二是流动性向消费端传导不畅。尽管宏观层面货币宽松操作频频，融资成本总体下行，但消费金融能力错配、商品和服务供给结构亟待优化，这导致“信贷宽松”到“消费恢复”之间存在一定的断层。

　　“《意见》首次将金融作为拉动消费的‘主战场’之一，并提出金融体制机制创新以服务消费全链条。”曾刚认为，这标志着相关政策从传统的“间接刺激”到“精准滴灌”的转变。

　　更为关键的是，《意见》与当前多项宏观政策形成协同效应。今年3月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聚焦商品消费、服务消费、新型消费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旨在激活消费市场潜力。《意见》紧密呼应这一战略导向，明确将这三大领域作为金融支持消费的重点方向。

　　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在宏观政策形成协同效应下，提振消费正构建出“财政+金融+产业”的政策“组合拳”。

　　曾刚指出，这其中，货币政策需定向宽松，与财政转移支付协同发力，精准投向中低收入群体，强化教育、医疗、住房领域的消费补贴和福利转移，以提升边际消费倾向。资本市场改革应聚焦财富效应，加快普惠金融产品创新，借助养老金第三支柱、长期个人账户、专项理财计划等工具，增强居民资产配置的灵活性与收益预期，为消费升级提供“安全垫”。此外，要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推动财政、货币、社保和住房等政策工具形成合力，设立专项考核指标，细化利益关联方责任，兼顾短期提振消费与长期结构优化。

　　重庆理工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院长姜松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要构建全新的政策协同框架，通过政策组合形成“收入—预期”的双向互动、良性循环机制，从目标修复与工具创新两个维度强化操作。在目标修复方面，要聚焦高质量充分就业和收入持续增长目标，提振和修复居民收入增长预期。在供给侧，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和分配机制，增强“民生支出乘数效应”，逐步降低居民在养老、医疗等领域的预防性储蓄动机。

　　在需求侧，可以创新一些“阶梯式、结构性”的补贴机制。比如，针对新能源汽车可以实施“阶梯式补贴”，推动财政政策从“普惠式”发放向“靶向激励”转变，构建形成“即期增收”和“风险对冲”的双重机制。在工具创新方面，可将财政补贴与消费信贷有机结合，推出“贴息+低息贷”的创新产品等。

　　重构机制打破“不敢消费”困局

　　消费疲软本质是居民收入增长放缓与预期转弱的叠加结果。如何化解“政策激励”与“居民消费意愿疲软”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意见》提出，支持增强消费能力，培育消费需求。

　　“增强消费能力的关键在于提高居民收入，而核心矛盾在于居民收入增长放缓与传统储蓄观念的叠加影响。”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金融系教授胡继晔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中美在GDP增幅和资本市场增幅上差异显著，核心原因之一就是我国储蓄率偏高。

　　胡继晔提供了一组数据，我国广义货币 M2是GDP的2倍多，而美国M2低于其GDP，但加上个人养老金，总量也是GDP的2倍多。胡继晔认为，近年来，我国鼓励“长钱长投”，推动养老金投资资本市场，正引导居民从储蓄养老向投资养老过渡。未来，随着居民投资渠道拓宽、资产配置优化，消费潜力也将进一步释放。

　　姜松则指出，从金融供给侧视角来看，居民储蓄率偏高、“不敢消费”等现象的核心原因在于对未来风险的不确定性。

　　“长期以来，我国居民偏好高储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保障水平整体较低、风险偏好不足、缺乏合适的财富管理和风险对冲工具。”曾刚指出，《意见》提出“发展养老理财、长期护理保险”等创新金融工具，对标居民中长期消费需求，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快速演进背景下的养老和健康支出压力。

　　不过，目前这些创新产品在二、三线及以下城市渗透率有限。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范若滢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相关政策效果打折。未来需要进一步弥补这一领域的不足。既要对金融供给进行优化、完善，也要加强二、三线城市居民的金融知识普及。

　　曾刚认为，要打破“不敢消费”的困局，还必须重构社会保障与金融产品的联动机制：一是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个人养老账户体系，推动长期护理保险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基础养老金覆盖率和替代率，增强居民抗风险能力，释放储蓄消费意愿。二是金融产品创新降门槛。金融机构应开发符合中小城市居民需求、费用结构合理、简单易懂的理财险种和护理保障产品，围绕教育、医疗、养老等场景强化保障和收益功能联动。三是政策引导与金融教育。强化政府引导、优化税优政策，推动金融知识普及，使广大居民认识到合规理财和保险产品能够有效对冲未来不确定性，从而更安心地将“储蓄”转化为“当期消费”。

　　与此同时，要更好地发挥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的政策工具效果，还需要重点解决商业银行出于风险防控而“不敢贷”的问题。范若滢指出：“比如，可进一步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的风险缓释作用，推进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或者通过风险补偿基金、财政贴息等工具进一步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提高商业银行贷款意愿。”

　　防范风险确保资金流向合规

　　《意见》的落地，带来了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工具，其中5000亿元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的设立备受关注。如何确保这笔资金精准流向合规经营主体，避免“资金空转”或“套利”，成为了政策落地的关键命题。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的专家认为，在当前情况下，政策贴息等工具应更多支持文旅地产、养老地产，特别应当支持建设一批数字化、智能化的居家健康养老体系。

　　胡继晔以老龄化程度在全国地级市中排名第二的四川省资阳市为例，其目前正通过打造数字康养城市来解决居家养老问题。“老人在失能、失智时，儿女有了请保姆、请假之外的第三种选择，就是依靠数智康养平台满足居家场景下的必要上门服务，同时，这也能统筹解决养老消费与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两大问题。”胡继晔说。

　　《意见》提出了多项利好政策，包括加大对报废机动车回收、家电以旧换新、家装厨卫“焕新”等领域的信贷支持，丰富购车消费信贷产品等。随着一系列促消费政策密集出台，消费贷被视为点燃居民消费热情的“及时雨”。

　　消费贷作为“增强消费能力”的核心工具，今年迎来政策红利期。但值得关注的是，部分金融机构消费贷款逾期率和不良率有所上升，风险隐患不容忽视。

　　姜松指出，在居民资产负债表修复的关键期，“以贷促消费”的核心矛盾在于，既要通过消费信贷平滑居民跨期消费，又要避免债务扩张加剧形成的风险循环。而规避“以贷促消费”可能加剧的债务风险，并不是要否定消费信贷的作用，而是要突破传统信贷逻辑构建消费场景与信贷投放的精准对接机制。

　　对于防范过度金融化风险，例如，消费信贷违规流入楼市和股市等问题，胡继晔认为不必过于担忧。他表示，消费贷额度通常不高，即便有部分流入股市或楼市，影响也有限；同时，消费者作为理性个体，会自行考量投资风险。

　　姜松则建议，可从用途监管与制度约束两方面发力：在用途监管方面，商业银行应对消费信贷全面实行受托支付，将资金直接划至消费场景对应的商户，杜绝现金提取，从源头防范资金挪用风险；在制度约束方面，将消费信贷用途合规率纳入宏观审慎评估，对违规发放消费贷或未能有效监管资金流向的商业银行，通过存款准备金率考核扣减、暂停业务资格、追究高管责任等方式予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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